《中史研究》（2021年第5期）刊发中央农办主任，农业农村部党组、部长唐仁健题为《百年伟业 “三农”华章——中国党在“三农”领域的百年成就及其历史经验》的署名文章。全文如下：

　　习总在庆祝中国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，贯通历史、现实、未来，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总揽，回顾第一个百年奋斗光辉历程，展望第二个百年奋斗光明前景，深刻阐述“以史为鉴、开创未来”的根本要求，是一篇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，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的宣言和行动指南。“三农”问题一直是中国、建设、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一条重要线索，党重视解决“三农”问题走过的百年历程、取得的辉煌成就、积累的宝贵经验，是党的百年奋斗史诗的重要组成，是党的初心使命最生动的诠释。农业农村系统要深入学习领会习总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，认真总结、系统梳理党领导做好“三农”工作的历史，学史明理、学史增信、学史崇德、学史力行，把握历史规律，汲取前进动力，接续拼搏奋斗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谱写新的“三农”华章。

　　在百年奋斗历程中，党一以贯之高度重视解决“三农”问题，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焦点和任务不同，但“三农”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，这是由“三农”问题本身的一系列本质特性所决定的。“三农”问题具有性，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长期占大多数的国家，农民是的主力军，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重要力量，解决“三农”问题伴随着中国、建设、改革的全过程，也必将伴随现代化全过程。“三农”问题具有基础性，农业是关系吃饭问题的基础产业，农民是关系政权稳定的基本群体，农村是关系永续发展的战略后院，土地制度是最重要的生产关系安排，农业农村这块“压舱石”如果稍有动摇，就会影响经济社会大局。“三农”问题具有全局性，“三农”问题涉及经济、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方方面面，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，事关国家现代化全局。“三农”问题具有战略性，构建新发展格局，农业农村可腾挪的空间、可投资的领域、可激发的动能都很大，新阶段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必须稳住农村这个大后方和根据地。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，一时一地可能看得还不那么清楚，但如果放在党的百年历史长河中，用大历史观来观照，就能看得很明白。

　　第一，在新主义时期，工农联盟是的主要力量，“三农”为夺取胜利提供了重要依靠。

　　党旗的图案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，从最开始的洋镐锤子、“犁头旗”，再到镰刀斧头，最后定型为镰刀锤头。这个历程，非常生动地反映了党对于力量和路线认识的不断深化。从工人运动到农动，从城市到创建农村根据地，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、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道路。

　　在党的领导下，农民走上了历史舞台，成为中国的主力军。在旧中国，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长期处于社会的最底层，是被剥削、被压迫、很多时候也是被遗忘的群体。最典型的农民形象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，愚昧保守、麻木不仁、逆来顺受。近代以来，戊戌变法、辛亥，也包括成立之初，都没有把农民作为的主要依靠力量。直到以同志为代表的党人逐步认识到，农民人口众多、深受压迫，具有强烈的要求，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，只有将工人与农合起来，才有源源不断的力量。早期党人如李大钊，在1919年所作《青年与农村》中就对中国农民问题有了一些初步和朴素的认知，指出：“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，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。他们若是不解放，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。”因而，他号召：“青年呵，速向农村去吧！”1922年，党的二大提出“中国三万万的农民，乃是运动中的最大要素”，首次阐述了农民与中国的关系。1926年9月，在《国民与农动》中明确指出：“农民问题乃国民的中心问题，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，国民不会成功。”1940年，在《新主义论》中进一步指出，“中国的实质上是农民”，“农民的力量，是中国的主要力量”。早在大期间，和彭湃等就举办了六届农动讲习所，为广东、广西、湖南等省培训了大批农动的骨干，同时各地纷纷建立农会，开展减租运动，农民被广泛发动起来投身。在古田会议上，党首次确立了思想建党、建军原则，通过思想教育、诉苦运动等，唤起农民的阶级觉悟，成功地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，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，把过去一盘散沙的农民变成了紧密团结在党周围的坚定力量。对于我们党与农民关系结合得如此紧密，当时的乡建派代表人物梁漱溟曾经感叹“鬼斧神工，奇妙绝伦”。

　　在党的领导下，农村燃起了星星之火，成为中国的根据地。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和武装反抗派的总方针，但当时党还是照搬十月“城市中心”模式，认为城市斗争高于农村斗争。南昌起义、广州起义的主要目标就是夺取中心城市，最后都失败了。1927年秋收起义后，率领工农军上井冈山，开创了第一个农村根据地，建立武装和工农政权，党的工作重点逐步由城市转入农村。随后，赣南闽西、鄂豫皖、湘鄂西、陕甘边等根据地像雨后春笋一样创立并发展壮大。面对党内一些同志提出“红旗到底打得多久”的疑问，指出，红色政权的存在“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，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；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的最重要因素”。到抗战结束时，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有19块，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，人口近1亿。解放战争时期，党把农村根据地作为战略大后方，立足农村、依靠农民，解放区越打越大，连接成片，最终夺取了全国胜利。

　　在党的领导下，土地逐步广泛地开展起来，成为中国的不竭动力。1925年10月，中央通过的《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党的职任议决案》指出，“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——耕地农有，他们还是不能成为的拥护者”，这是党内首次提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。党深入农村以后，如何发动农民、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问题更加现实地摆在面前。1936年，在会见美国作家时指出，“谁赢得了农民，谁就会赢得了中国”，“谁解决土地问题，谁就会赢得农民”。党在不断的探索实践中，逐渐形成了一条正确的土地路线。土地战争时期，党先后制定了《井冈山土地法》《兴国土地法》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》等，把所有封建地主、豪绅、军阀、官僚，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，一概无任何代价予以没收，分配给劳苦的农民。在寻乌、兴国等地深入调查后，在第三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中，提出了“依靠雇农贫农，联合中农，限制富农，与消灭地主”的完整土地路线。土地使农民在上、经济上翻了身，焕发出极大的热情。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：“去年二月起，老大老二都参加，老大当农会粮食科长，老二当宣传。几个妇娘子都赞成，原因是往常债主逼债，逼得她们过不得年，她们听得抗租、抗捐、抗粮、抗债，心里喜欢，故此赞成老大老二。”这非常生动地表明了土地和农动的关系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为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，党改变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，实行减租减息。解放战争时期，适应斗争形势变化，中央发出《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》，将土地政策调整为没收地主土地。1947年，中央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，讨论通过了《中国土地法大纲》，提出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，按乡村全部人口，不分男女老幼，统一平均分配，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、质量上抽肥补瘦，并归个人所有。到1949年6月，在解放区已有1亿多农民获得了3亿多亩土地。1950年明确指出：“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，才有了蒋介石的胜利。”杜润生曾直截了当总结道：“农民取得土地，党取得农民。”

　　第二，在社会主义和建设时期，农业是工业化物质积累的主要来源，“三农”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以后，百废待兴、一穷二白，工业化起步迟、底子薄，又面临国外的封锁，只能走自力更生的道路。指出：“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，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。”党在这一时期是怎样领导农民开展建设、支援国家的呢？

　　一是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，把农民组织起来，开辟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道路。1950年6月30日，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》，在新解放区全面开展土改，到1952年底基本完成，约3亿无地少地农民无偿获得约7亿亩土地。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，党认识到，土地改革只解决了反封建问题，没有也不能解决小农经济的落后、分散、生产率低下问题。提出：“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，搞互助合作，办合作社，这不仅是个方向，而且是当前的任务。”党领导广大农民开展互助合作，从以换工帮忙为主的互助组，到以土地入股分红、重要生产资料私有为主的初级社，再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、统一经营的高级社。到1956年底，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全国农户总数的96.3%，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7.8%，基本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，实现了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，在农村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度。到1958年，开始由高级农业合作社向人民公社迈进。虽然这一时期向高级社过渡过快，特别是实行人民公社制度，超越了生产力发展实际，明显走了弯路，但对当时农业基础设施建设、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，人均预期寿命从1952年的35岁提高到1982年的68岁，文盲率下降到34.7%。与此同时，党领导农民彻底消灭了长期把持乡村政权的地主豪绅，改变了千百年来“皇权不下县”的局面，使得政权完全深入到乡村一级。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，第一次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，农民通过豆选、圈名、烫香洞等方式，第一次拥有了选举和被选举权。

　　二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，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，为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提供了物质条件。党把农业恢复作为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，带领广大农民重整山河、改天换地，在艰苦条件下开展了大规模、大范围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。比如，针对当时水旱灾害频发的情况，提出“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”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“一定要根治海河”。国家开展大规模水利建设，建成了红旗渠、十三陵水库等一大批防洪灌溉工程设施，很多现在都还在发挥作用。又如，针对农业科技落后的问题，1955年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提出，农业部门应该有计划地将农业技术推广站建立起来，到1956年就基本做到了一区一站。1958年，亲自总结提出了著名的“土肥水种密保管工”的“农业八字宪法”，作为促进农业增产的技术措施。1960年中央提出，从中央一直到公社的各级农业科学研究机构，凡是没有建立的地方都应该及早建立起来。经过几年努力，初步建立起农业科研、教育、推广三大体系。再如，针对农业机械化的空白，1959年指出，“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”。我国农机工业从零起步，先后研制推广了机耕船、水稻插秧机、水轮泵等，形成了大、中、小型拖拉机配套系列，到1979年农机总动力保有量达1.36亿千瓦。

　　三是探索建立以农补工，主要依靠农村积累，为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和工业体系强化了基础支撑。1953年，国家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，大规模经济建设迅速展开，城市人口迅猛增加，农产品需求大幅增长。1952年7月至1953年6月，国家粮食出现40亿斤缺口，粮食市场价格高于牌价30%至50%。为了应对这个局面，国家开始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，在农村按照土地面积和质量等级征收公粮，在城里按照工作性质和年龄供应粮食，粮食开始凭票供应，后来列入统购统销的农产品越来越多，最多时达到200多种。统购统销缓解了粮食供需矛盾，维护了社会稳定，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物质资金积累。有专家测算，从1953年到1985年，通过统购统销，农业累计为国家贡献了约8000亿元，相当于同期财政收入的30%。此外，农民还是工业品的重要消费群体，农村成为特殊时期吸纳城市劳动力就业的重要空间，1968年至1978年共有上千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。

　　第三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，农村率先发起改革，“三农”为中国经济腾飞发挥了重要助推作用。

　　中国的改革从农村率先取得突破，并由此形成了全面改革的大潮；经济发展也是率先解决吃饭问题后，通过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。